有些所谓的新型权利实际上是某项权利的权能。
[23]但是，即便撇开社群主义的法权观念，大陆法系民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，以及英美法所强调的诚信，也完全可以导引出对绝对权利观念的修正，进而发展出权利相对主义观念。[42]前引[33]，张卫平文，第155页。
[53]反复申请人提出的申请并不一定是纠缠式申请，但应重点审查其申请行为。(2)行使权利没有任何正当的利益并且损害他人利益。比如，在爱尔兰，信息自由法实施三年后，申请信息公开的收费标准提高之后，信息公开申请的数量下降了一半。因此，成本收益分析必然夹杂大量的估算，而由于信息和资源的不对称，估算很可能强化行政机构的不对称优势，进而可能会压制正当合理的申请。尽管公法的法律关系主要是个体—政府之间的关系，而且在这一语境中法治主义强调的重点是以法律控制权力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如果人都是天使，也就不需要政府，麦迪逊的这句名言其实也表明，政府的根本问题，其实是人的问题，这里的人是指普遍的人性。
比如，知情权不仅是一种知道的权利，同时也是一种监督的权利。因此，在传统的公法领域，包括宪法、行政法、诉讼法等，以及新兴的行政规制、互联网规制、社会法等领域，都涉及到禁止权利滥用的问题。当出现重要立法事项且因部门利益而产生争议时，立法决策机关或争议双方可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对之进行评估。
这是评估结论公正、客观的基本保证。立法中和立法后评估，都是在立法完成后所做的评估。具体而言，何为重要立法事项？可以界定为：在一定范围内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、对公民权利义务造成较大影响的立法事项。无论是以地方性法规形式还是以地方政府规章形式出台的地方立法，都是遵循着部门起草的模式，因此，部门利益的争议，不仅存在于中央立法，包括法律的制定甚至是行政法规的制定，还存在于地方立法之中。
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讨论，即单独由起草部门委托第三方评估是否可行的问题。邓盈(1990?)，女，湖北荆州人，河海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，主要研究方向：立法学，行政法学 [1]第三方评估主要运用于政府的绩效考核中，特别是近年来在政府绩效考核中作为重要的考核方式。
而评估方法的不恰当和运用不充分，则会事倍功半，阻滞评估进程，影响评估结论的客观性和准确性{14}。有时，甚至不惜将重要的、核心的但有争议的条款删除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委托第三方评估时，最好同时委托两家以上的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估，而不是只委托一家。三是要将委托评估的事项向决策机关报备，并最好获得其认可。
(三)关于评估报告性质的问题 评估报告对立法到底是一种参考的性质还是作为决策或立法的依据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。例如，对于法律的制定，立法主体是全国人大常委会，对于地方性法规而言，立法主体是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。按照评估的时间，立法评估实际上包括立法前、立法中和立法后评估。由于立法前评估解决的仅仅是立法争议问题，没有立法后评估所涉及的内容广泛，再加上立法前评估的紧迫性，因此，评估期限一般以不超过3个月为宜[9]。
第三方评估的主体应当由具有专业性、中立性、公信力的机构担任，可以建立第三方评估机构信息库。但也有委托给两家机构进行各自评估的案例[7]。
但无论如何，只要出现上述两者中的任何一个委托时，第三方评估程序便得以启动。其他立法如行政法规的国务院、地方规章的地方人民政府等都是相应的立法主体，它们自然有权委托第三方进行评估。
即评估机构应有稳定的资金保障，以此确保不为利益所驱动。然而，这些部门在起草立法过程中，往往不自觉地将部门利益融入其中，通过设置管制、处罚以及许可与审批事项，将自身地位、权力及利益最大化，将自身义务与责任最小化{7}，通过‘职权法定、‘行为法定和‘程序法定等，使得部门利益法制化{8}。也就是说，对第三方评估的条件，宁可从广义上而不是从狭义上来理解，以此来促进立法争议的解决，并促进立法进程的加快。决策部门既可以是立法的主体，也可以是政府的法制部门。例如，在环境立法方面，关系到相关企业的生存、普通百姓的生命健康、生态保护问题等都属于重要立法事项，对此类立法，不能有部门利益夹杂在其中，必须谨慎、客观、公正地进行立法。应当如何理解这句话，如何建立第三方评估机制，如何确保第三方评估效果等，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。
对于哪些机构可以作为第三方主体以及第三方主体如何产生等，是本文需要探讨的问题。因为法学会的法学专家比较集中，有理论方面的优势。
必要时，第三方可以邀请争议的各方面对面地陈述各自的观点，以便第三方全面归纳争议的关键点，也使得利益各方的观点得以充分反映。然而，实践中效果并不好，因为面对专业问题，上级机关不仅难以做出判断，而且上级机关出面解决也给争议的相关机关有压制的感觉，即使同意了，也并非心服口服，这实际上给今后的执法埋下了诸多隐患。
之所以让部门起草，因为许多领域的立法专业性较强，其他主体难以承担起草重任。立法就是利益协调的过程，不仅包括公众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协调，还包括部门之间利益的协调。
特别是目前正在兴起的各类智库，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更能充当第三方评估的角色[5]。二是所选择的第三方机构必须经过争议各方的同意。只不过所需要的人员因评估领域的不同而有所区别。一旦出现此类立法问题时，即可马上委托，从而使第三方评估常态化。
在此基础上，与争议各方以及决策机关进行协商，探讨出解决问题的有效路径，寻求达成相对共识，最后形成评估报告，作为立法的选择之用。评估报告应转化为立法决策机关的决定，作为立法决策的重要依据。
没有公正客观的评估报告，就失去了第三方评估制度建立的意义和价值。目前，有些地方允许起草的部门也可以委托。
这样的立法虽然得以通过，但这类条款往往不具有可操作性，成为僵尸条款。当然，不一定限于本地或该决策机关所确定的第三方机构，对于地方立法而言，还可以委托外省的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估，也可以委托全国性的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估。
这种理解是不符合《决定》精神的。在第三方评估的过程中，任何国家机关都不得给评估机构施加压力，必须让评估机构独立地、客观地作出评估报告。目前，对立法评估问题的研究，多见于立法后评估[1?4]，而对重要立法事项第三方评估的研究成果则很少，对评估机制构建的研究成果则更少，而且都是介绍性短文，研究缺乏系统性，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也远远不够，迫切需要从理论上进一步加强。因此，本文认为，第三方评估主要针对部门争议问题，而非地方保护主义问题。
{5}在我国，一些重要的立法往往是由部门来负责起草的，即使是法律，也往往由国务院的部委作为起草主体[3]。[2]需要说明的是，这里的立法评估主要是立法前的评估。
可见，当属于重要的立法事项，且相关部门存在争议，而决策机关委托或争议双方委托时，第三方机构就可以介入，从而启动立法的第三方评估程序。二是对部门间争议较大的重要立法事项，由决策机关引入第三方评估，充分听取各方意见，协调解决争议，有利于立法选择，可以有效防止立法久拖不决现象的产生。
让潜在的评估机构来监督评估机构，既满足了评估监督的专业性要求，又内化了监督的成本。【摘要】 为解决由于部门利益之争而导致的立法久拖不决现象，有必要对重要立法事项引入第三方评估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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